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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教育的奠基人徐特立
 

徐特立,187721出生,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31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27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1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193012月徐特立辗转到达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他在中央苏区近四年的时间里,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政府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校长,苏维埃大学副校长,中央农业学校负责人等职。1934年初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后,他和瞿秋白一起主持中央教育部的工作。他在中央苏区教育工作中彻底废除奴化的、封建主义的、法西斯的教育,开创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他用革命的精神,革命的办法,创办为工农民众服务、为革命战争和苏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新教育,为建立和发展中央苏区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创建与发展了中央苏区的师范教育

中央苏区的师范教育是从师资训练开始逐渐发展形成的。19313月,徐特立在瑞金的天后宫创办中央苏区第一期“师资训练班”,采用“实习批评会”的形式,对200多名旧式小学教师进行了短期培训。这期师训班结束后,9人留下做教育部巡视员,其余分回各地负责创办列宁小学。19319月底,在办“师资训练班”的基础上,徐特立在兴国县城的李寿庭公祠举办了一个90人的“扫盲骨干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分省级和县级两个班。县级班教学以文化学习、识字为主;省级班的教学以徐特立于湖南创办的“实习批评会”方式为主。

193231,中央政府第八次常会上,听取、讨论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方维夏报告在瑞金办小学教师训练班的情况,通过了中央区列宁师范学校的预算,并委任徐特立为校长。在中央政府的关心重视和徐特立等人的努力下,19323月在办“师资训练班”的基础上,中央教育部在瑞金县城北门的刘家祠创办闽瑞师范学校。因瑞金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故又称其为中央区列宁师范。闽瑞师范学校面向江西、福建两省招生,由徐特立担任校长,并兼教政治、教学法两门课程。闽瑞师范学校后来合并到国立高级列宁师范学校。1932817,中央政府第22次常会上,讨论了列宁师范的组织、课程及教职员之规定;委任徐特立等五人为该校管理委员会委员。

193210月,教育部根据中央苏区需要大量各级师资的要求,创办国立高级列宁师范学校,以培养初级师范、短期师范和中等普通学校、职业学校教员。国立高级列宁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原闽瑞师范学校校址上,后随中央教育部迁往瑞金城外洋溪乡。国立高级列宁师范学校有教员12人,第一期学生400多人。为此,学校将学生编成12个班,由教员分别授课。国立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学制46个月,第一任校长是徐特立。徐特立在举办“师资训练班”和担任师范学校的校长时,既是学校领导人又是教员,还是校工,上课、摇铃、扫地、种菜、熬硝盐,样样工作都干在前头,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据史料记载,中央苏区内创办的列宁师范学校先后至少有10所。它们分别是:闽瑞师范学校、国立高级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省立第一短期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省立第二短期列宁师范学校、龙岩师范学校、闽西列宁师范、赣东北省立列宁师范学校,以及湘赣根据地在永新、莲花和闽赣根据地在闽北大安街创办的列宁师范学校。

中央苏区的师范教育,办学形式多样,学制长短灵活,既有脱产学习的,又有在职进修的;既有寒暑假办的,又有期中办的;既有一个月、三个月的,又有半年的。强调师范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面向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需要的办学方向。

中央苏区大部分师范有附属小学,作为师生研究教材教法,进行教育实习的基地。徐特立对附小建设十分关心。从学校的校舍到教学设备,从师资质量到课程安排,乃至教学环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徐特立在瑞金官圳口的国立高级列宁师范附小指导工作时指出,学生桌椅要适合学生个子高矮,教室光线要充足,但又不能太强才适合儿童身心的特点。他要求教师上课要军事化,下课要儿童化,教师在课堂上要严肃认真,要有耐心,严禁打骂和体罚学生。低年级学生每节课不能超过40分钟,高年级学生不超过50分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师范教育园地中,曾盛开过两朵璀灿夺目的奇葩。一朵是以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为代表的国统区进步人士创办的师范教育;另一朵是以徐特立“一切从实际出发,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思想为宗旨的中央苏区的师范教育。尽管这两朵奇葩所植根的土壤不同,所受的肥料、水份、阳光等也不同,但在重实践、重感性认识的哲学思想上是相通的,因而都能香飘万里。徐特立在创建与发展中央苏区师范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致力于工农的文化翻身。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启发式,反对注入式;在教学内容上切合实际、深入浅出;在教育管理上因地制宜、民主办学,自力更生,勤俭办校,形成了中央苏区师范教育的鲜明特色。

二、主持完成了中央苏区学校教材的编写、审查、出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随着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封建礼教教育和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教材内容,编写新的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和生产、生活教育教科书,便成为发展中央苏区教育的迫切任务。19326月中央政府第16次常会作出决定:教育部组织编审委员会,以徐特立为主任,关蕴秋、施洪光、肖乾为委员,对中央苏区学校教科书进行编审出版工作。

徐特立对于教材的编审出版工作抓得很紧,指导明确具体,一方面搜集各地编写的教材,加以审查和修订;另一方面组织专人编写新教材。各省苏维埃政府为了编订和审查各类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也相继成立了出版委员会或编审出版科,除了专门编辑课本外,还负责审查过去所编订的课本与下级教育部门及个人编写的教材。1932年徐特立在审阅了福建省送审的《共产儿童读本》后,指出书中的缺点是“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什么区别。”又指出:“此项读本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正,当更完善。目下可不用中央教育部审定的名义。”徐特立用中央政府教育部发通知、训令和给送审教材写意见等方式,确定了中央苏区教材编写的五个原则:实施无产阶级教育的原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介绍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化的原则;文化知识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与当前斗争、群众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要符合学习者心理特点的原则。

徐特立在努力做好中央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亲自参加教材的编写工作。他和刘函玉合编的《自然常识》教材,共分天文地理类共9课;理化类共7课;生物及生理卫生类共12课。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中等学校学生在一年的时间里,学习这28课的内容,也就掌握了基本的自然科学常识。徐特立编写的,19346月由中央教育部编审局印刷的《农业常识》课本,分上下两册。上册26课,讲水稻、棉花、甘薯、甘蔗、豇豆、小麦等农作物与气候、土壤知识,以及病虫害的防治,还有猪、牛、鸡的饲养等。下册18课,讲农作物栽培管理。这些很切合中央苏区农村的生产生活的实际,也很适合做中央农业学校的教材。下册每课后面都有复习思考题,这对于教学双方抓住重点进行教学,做好预习、复习,都是十分有利的。

在徐特立卓有成效的领导和带头编写教材的示范下,中央苏区学校的教材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有关部门保存下来的教材和所能看到的教材目录,中央苏区编写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有130多种。在红军教育方面,由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和红军学校等编写的教材和读物就有40多种。另外,红军中各纵队的青年士兵学校,还结合教育对象的特点,编写了《战争与青年》、《苏维埃与青年》等教材;在干部教育和专业教育方面,各类学校和训练班根据各自的培养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共编写了30多种教材;在社会教育方面,各省、县的文化教育部门编写了10多种工农业余教育教材;在小学教育方面,根据小学课程设置,编写了初级小学国语、算术、自然常识、游艺等科目的教材。现保存比较完整的教科书有17种。

中央苏区编写出版的这批教材,符合当时革命斗争需要和工农兵及其子弟学习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所急需,为中央苏区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教育质量的逐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主持制订并实施《苏维埃教育法规》

19344月,中央苏区教育的各种简章、大纲、条例、章程、制度、办法等相继制定出来。为了便于贯彻实施,在徐特立等人的主持下,把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教育部颁布的24个教育规章,以及《兴国乡村的教育》经验总结汇编成册,定名为《苏维埃教育法规》予以颁发。《苏维埃教育法规》以废除国民党政府制定实施的旧文化教育,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贯穿于始终,以建立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确保在旧社会90%以上都是文盲的工农及其子女掌握文化教育权,享有受教育权,为苏维埃教育法规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苏维埃教育法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涉及文化教育的许多方面,比较全面系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小学管理法大纲》、《小学课程教则大纲》、《短期师范学校简章》、《初级师范学校简章》、《高级师范学校简章》、《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中央农业学校简章》、《苏维埃大学简章》对教育经费的筹措,各学校的组织机构,日常管理的规则,培养目标,学校制度,招生办法,教员的配备,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原则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文件规定:小学教育812岁为学龄,学制5年,前期3年,后期2年。职业中学招收13岁到16岁的少年入学,学制4年,先办12年的短期职业中学。16岁以上的工农、干部、教师和其他人员可以分别进入农业学校、戏剧学校、师范学校、苏维埃大学深造或进入夜校等各种业余学校学习。

《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业余补习学校办法》、《识字班办法》和《俱乐部纲要》等文件,规定各类业余教育组织如何建立及怎样开展活动。如《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流经验和学识,以及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所以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俱乐部实际上就是某一地域或单位群众文化工作的负责机构,在行政管理上,当地的消灭文盲协会、工农通讯协会、各种学术研究会或体育、文艺等研究会,以及工农剧社分社均属于俱乐部,而在业务上则属于各自的上级管理部门。列宁室是苏区基层的群众文化组织,直属于俱乐部领导。中央教育部还规定:原则上每一伙食单位,农村以村为单位,设立一个列宁室,红军总政治部规定每一连队设立一个列宁室。从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系统和实际活动的情况来看,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建设是多元的,组织严密有序,活动丰富多彩,有助于革除陈规陋习,提高人们的文化思想水平,从中反射出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

《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规定:该校由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直辖,以培养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干部和艺术人才为目的,还规定了学员的入学资格和毕业时间等。

《苏维埃教育法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规,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人民文化教育工作的第一部教育法规。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苏区广大军民,从事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央苏区教育工作开拓创新结下的硕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徐特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法治教的一次可贵尝试。在25个法规文件中,许多都是在徐特立任中央教育部代部长期间亲自制定颁布的,教育法规中多数文件都浸透了徐特立的心血。《苏维埃教育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中央苏区教育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历史文献。

四、中央苏区的“扫盲王”

在中央苏区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关系到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也是巩固中央苏区发展革命政权刻不容缓的任务。闽西苏维埃政府曾尖锐地指出:乡苏政府主席不能看公文、书报、信件,乡苏政权就要落在秘书之手;一般群众不能看标语、传单、布告,不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不识字,就必然影响政治水平和战斗力的提高。对此,徐特立在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工作时非常重视扫盲识字运动和儿童教育工作,制订颁发了《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业余补习学校办法》、《识字班办法》和《俱乐部纲要》等管理文件,在中央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徐特立的具体领导下,中央苏区扫盲识字与大力发展儿童教育的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中央苏区扫盲识字的方法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办夜校、半日制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俱乐部、列宁室、村头路口,街头巷尾,到处设立识字牌,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各街巷、村组、屋场和各机关单位、企业、工厂、红军连队的业余教育网络。徐特立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等一套“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识字教学法,促进了扫盲工作识字运动卓有成效的开展。

徐特立十分重视小学教育,认为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他认为应该保证工农子弟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给予政治上物质上可能的帮助。第一次在中国真正实施对学龄儿童的普及义务教育。与此同时,对于地富子女也鼓励他们上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走访各县,发动群众创办小学校,动员家长送子女上学。并重视对原有小学的整顿、改造工作,派员到各地巡视,进行教师考核,解决办学中的各种问题,中央苏区的小学教育便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了。

当时中央苏区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徐特立率领广大教育工作者,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勤俭办校,克服了缺少经费、教师、教材等众多办学条件的困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区,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1934124毛译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员有94517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32388组,组员155371人,有俱乐部1656个,成员49668人。这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统计。”“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进了列宁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内男12076人,女8893人),进入列宁小学的12806人(内男8825人,女3981人),失学的8163人(内男3251人,女4912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40%。”

才溪区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加紧文化教育建设的措施,扫盲识字工作进展很快,“至19341月,全区8782人中,除小孩子外,有6400余人,能看《斗争》的约有8%;能看《红色中华》与写浅白信的约有6%;能看路条与打条子的约有8%;能识50100字的约占30%;能检查普通的路票,妇女占有30%。不识字的只有10%。原来行政区划属于才溪区,后来划出单独设区的通贤,全区7248人,减少了65%的文盲。能看《斗争》的占4%,约有200人左右;能看《红色中华》与写浅白信的占7%,约有345人;能看路票与打条子的占40%。识50100字的占50%,尚有老弱无学习能力的占9%”。

才溪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的短短四年多时间里,扫除文盲率竟高达90%,只有10%的人不识字,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文盲占80%以上相比,确有天壤之别。中央苏区的先进模范县兴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60%以上,而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只有1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我们之所以说徐特立是中央苏区的“扫盲王”,因为他对中央苏区扫盲识字运动与普及儿童教育不仅领导有方,还全力以赴地亲自参与扫盲识字,体现了他工作第一的革命精神。他所住的村子有个童养媳,婆婆不让这个女孩参加夜校学习。他亲自上门,三番五次做老婆婆的工作,终于使老婆婆同意让女孩上夜校。徐特立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关怀备至,一有空亲自教她识字。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的文化水平低,董必武每天晚上陪着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自己有时要外出考察,他就请徐特立给陈碧英“开小灶”坚持识字学习。徐特立在领导和开展中央苏区扫盲识字运动与普及儿童教育的过程中,深入实际,作风朴实,忘我工作,充分表现出了他为革命办教育鞠躬尽瘁的精神,他的模范事迹与崇高品质,铸就成了中央苏区的“扫盲王”。

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教育建设的总设计师和领导者,徐特立就是中央苏区教育建设这个伟大社会系统工程的现场总指挥。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的徐特立,在部长瞿秋白19341月未到职视事前,是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实际负责人。他领导中央政府教育部创办师范教育,编写新教材,制定教育法规,普及义务教育,大力扫除文盲,为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取得了光辉的业绩,体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奠定了他是中央苏区教育事业奠基人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