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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是陋室 唯吾德馨
 

19311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与会代表组建了中央教育部,瞿秋白为部长,徐特立为副部长。后因瞿秋白赴共产党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未到职,由徐特立代部长。部长之下设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有瞿秋白、徐特立、沙可夫、魏廷群、曾镜冰、张欣、阿丕(陈丕显)、潘汉年、方维夏9人。中央教育部是人民委员会中掌管教育工作的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对苏维埃教育的领导和管理。

中央教育部自193111月成立至19334月,办公机构设在现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即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内的一个房间里。19334月随临时中央政府领导机关从叶坪迁到现瑞金市沙洲镇沙州坝村沙洲村小组杨氏方觐宗祠办公,与“红井”、“中华执委”等相比邻。杨氏觐宗祠系土木结构,分前后两厅上下二层,两侧有厢房连接,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教育部下设机构有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编审委员会、行政局和秘书处,分别在宗祠内大大小小的16个房间里办公和生活。每个房间只有木板做的一床、一桌、一椅,简陋之极。

中央教育部组建后,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自上而下地建立与健全了教育行政领导和管理体系,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苏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教育部还相继颁布了《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教育行政纲要》、《中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等24个教育法规,从法律上保证了中央苏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苏维埃教育事业是属于广大工农劳苦民众的。1934216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指出:“小学教育的目的要对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份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但目前国内的战争环境中,首先应该保证劳动工农的子弟得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苏区教育是在频繁的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创办的新教育,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办学形式。在把开办红军学校、干部学校、儿童学校、职业学校、师范学校等多种形式的学校教育作为最基本的办学形式时,也开办了灵活多样的非学校教育形式。开办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学校、俱乐部,树立识字牌等加强工农业余教育。开办干部训练班、识字班,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利用各种会议对干部进行教育等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根据教育对象在受教育前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教育、处于文盲或文化程度很低的状况,结合实际大胆改革教学方法。徐特立的“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的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识字教学法,深受工农劳苦民众欢迎,在中央苏区掀起男女老少齐学习共认字的教育热潮。

中央苏区办教育,教育本身最大困难是教师缺乏。1932613,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16次常委会决定中央创办列宁师范学校,委任徐特立为校长,何叔衡等5人为学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934年江西设立了省立第一列宁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其他各地也都先后开办列宁师范学校。然而,按照条件和要求开办师范学校培养师资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各地把一些粗懂文化的工农群众集中起来开设教员训练班,经过速成学习之后分配到各校去工作,以应急需。此外,中央苏区还根据“正确认识,教育改造,团结利用”的政策,改造和利用旧知识分子为教育服务。在中央苏区大批党政军各级领导中,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徐特立、刘伯承、何长工、叶剑英、张闻天、瞿秋白等纷纷亲自兼课,具体指导和帮助工农教师,甚至手把手教他们。尤其是毛泽东尽管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工作异常繁忙,但仍在多个训练班、多所学校系统讲授自己编写的教材。

中央苏区教育工作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克服山区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缺乏安全环境的重重困难,取得了丰硕成果。据1934929的《红色中华》报道:“到今年3月止,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有了3199个列宁小学,学生约达10万。4512个补习学校,学生约达88千人。23286个识字组,识字的组员只在江西一省约达12万人。1917个俱乐部,参加这些俱乐部文化生活的固定会员就有93千余人……为要创造领导革命斗争的干部,我们又建立了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我们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郝西史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院,通讯学校,卫生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等……除了这些专门的学校以外,我们许多机关都创办了干部培训班,去年的教育培训班,从9个发展到50个,在寒假期内又办了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