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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约稿
 

《红星报》是中央军委的喉舌,必须让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及时通过《红星报》,了解红军统帅部的精神和意图,这是办好《红星报》的关键所在。因此,邓小平特别注意争取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

每当有重要的社论和理论文章发表,他在仔细编辑修改后,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最后审定。他还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从署名看,周恩来、博古、洛甫、朱德、王稼祥、贺昌、罗迈、彭德怀、聂荣臻、陈云、李富春、陈毅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也通过《红星报》,迅速地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和苏区群众中间。

当然,作为主编的邓小平为报纸写的文章是最多的。《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毛毛曾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邓小平从内心深处敬佩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和战争指挥艺术。当时,毛泽东已经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许多人对毛泽东避犹不及,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时是“鬼都不上门”。然而,邓小平不是那种明哲保身的人,那不符合他的个性和为人。他要通过自己的报纸,让红军指战员们听到他们热爱的毛总政委的声音。

编完改版后的《红星报》第1期之后,他就去向毛泽东约稿。邓小平办公的白屋子和毛泽东居住的沙洲坝隔岗相望。这天,邓小平吃完晚饭,沿着逶迤曲折的田间小路,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坐在大樟树下的石板凳上专心致志地看书。见到邓小平来访,他笑吟吟地起身让坐,关切地询问邓小平的近况。邓小平一一作了回答,并告诉毛泽东,自己正在主编《红星报》,希望他为报纸写一篇有关红军攻城作战的文章。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井冈山的几次主要战斗,已用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向中央作了报告,几次反“围剿”的经验,你们也早熟悉了,全军指战员也已经运用成功了。不过,1930年吉安一仗的战例倒可以说说。毛泽东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吉安的占领》,并署上了久已未用的笔名“子任”。1933814,《红星报》的第2期发表了毛泽东的这篇长文。文章以轻松活泼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场面,赞扬了红军指战员勇猛作战的精神。毛泽东在总结吉安战斗的经验时,特别提到,这次作战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那时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是要红一方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他们的话去做,就不会有攻吉作战的胜利。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左”倾中央极力推行进攻路线、与敌人硬拼的不满。

毛泽东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在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七军团指战员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那些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老战士,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屡战屡胜的岁月。

不久,邓小平又特意编发了一个红军团长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这位害了痨病,生命垂危的红军团长说:“人人都有一死,总要死得光荣,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地死在战场上,反而病死在后方的床上,这是我当红军以来最不幸的一件事。”他向毛泽东请示,自己不能去前方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反而得到政府的优待,心中很是不安,请求从他每月的休养费中扣除一元钱,并将19331934两年政府发给的公谷费交公,用这笔钱充作战争经费。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广大红军战士中的崇高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