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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扫盲王”
 

在中央苏区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关系到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也是巩固中央苏区发展革命政权刻不容缓的任务。闽西苏维埃政府曾尖锐地指出:乡苏政府主席不能看公文、书报、信件,乡苏政权就要落在秘书之手;一般群众不能看标语、传单、布告,不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不识字,就必然影响政治水平和战斗力的提高。对此,徐特立在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工作时非常重视扫盲识字运动和儿童教育工作,制订颁发了《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业余补习学校办法》、《识字班办法》和《俱乐部纲要》等管理文件,在中央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徐特立的具体领导下,中央苏区扫盲识字与大力发展儿童教育的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中央苏区扫盲识字的方法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办夜校、半日制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俱乐部、列宁室、村头路口,街头巷尾,到处设立识字牌,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各街巷、村组、屋场和各机关单位、企业、工厂、红军连队的业余教育网络。徐特立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等一套“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识字教学法,促进了扫盲工作识字运动卓有成效的开展。

徐特立十分重视小学教育,认为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他认为应该保证工农子弟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给予政治上物质上可能的帮助。第一次在中国真正实施对学龄儿童的普及义务教育。与此同时,对于地富子女也鼓励他们上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走访各县,发动群众创办小学校,动员家长送子女上学。并重视对原有小学的整顿、改造工作,派员到各地巡视,进行教师考核,解决办学中的各种问题,中央苏区的小学教育便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了。

当时中央苏区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徐特立率领广大教育工作者,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勤俭办校,克服了缺少经费、教师、教材等众多办学条件的困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区,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1934124毛译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员有94517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32388组,组员155371人,有俱乐部1656个,成员49668人。这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统计。”“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进了列宁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内男12076人,女8893人),进入列宁小学的12806人(内男8825人,女3981人),失学的8163人(内男3251人,女4912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40%。”

才溪区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加紧文化教育建设的措施,扫盲识字工作进展很快,“至19341月,全区8782人中,除小孩子外,有6400余人,能看《斗争》的约有8%;能看《红色中华》与写浅白信的约有6%;能看路条与打条子的约有8%;能识50100字的约占30%;能检查普通的路票,妇女占有30%。不识字的只有10%。原来行政区划属于才溪区,后来划出单独设区的通贤,全区7248人,减少了65%的文盲。能看《斗争》的占4%,约有200人左右;能看《红色中华》与写浅白信的占7%,约有345人;能看路票与打条子的占40%。识50100字的占50%,尚有老弱无学习能力的占9%”。

才溪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的短短四年多时间里,扫除文盲率竟高达90%,只有10%的人不识字,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文盲占80%以上相比,确有天壤之别。中央苏区的先进模范县兴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60%以上,而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只有1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我们之所以说徐特立是中央苏区的“扫盲王”,因为他对中央苏区扫盲识字运动与普及儿童教育不仅领导有方,还全力以赴地亲自参与扫盲识字,体现了他工作第一的革命精神。他所住的村子有个童养媳,婆婆不让这个女孩参加夜校学习。他亲自上门,三番五次做老婆婆的工作,终于使老婆婆同意让女孩上夜校。徐特立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关怀备至,一有空亲自教她识字。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的文化水平低,董必武每天晚上陪着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自己有时要外出考察,他就请徐特立给陈碧英“开小灶”坚持识字学习。徐特立在领导和开展中央苏区扫盲识字运动与普及儿童教育的过程中,深入实际,作风朴实,忘我工作,充分表现出了他为革命办教育鞠躬尽瘁的精神,他的模范事迹与崇高品质,铸就成了中央苏区的“扫盲王”。